攘内必先安外(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
攘内必先安外(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)
本文目录一览：
1、攘内必先安外
提起蒋介石，大家几乎都知道他在抗战时期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而且学界几乎公认这句话是蒋介石用来“围剿”红军而任凭日军入侵的罪证。
那么，蒋介石是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？又是跟谁学的这一套呢？
88年前的今天（1931年7月23日），面对日本关东军觊觎东北全境和工农红军迅速发展到30万人、十几块根据地的局面，蒋介石*提出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并且在“九一八事变”日军占领东北后，不是先行抗日，而是正式以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为所谓的“国策”，成为国民政府无法洗刷的耻辱，而且也埋下了日后“西安事变”的引线。
那么，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的“祖师爷”又是谁呢？
（宋朝开国功臣赵普）
其实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之说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，而最早提出者是有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之称的宋朝名相赵普。
当年，宋太宗继承宋太祖的皇位之后，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有着不太乐观的判断。他认为国内社会矛盾重重，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亦时刻有问鼎中原的野心，然而自己手中兵力又非常有限，究竟是“对外”还是“对内”，这成了困扰宋太宗的一个难题。
赵普针对宋太宗的这种疑虑递交了一份奏折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：中国既安，群夷自服。是故夫欲攘外者，必先安内。大概意思是说，现在中原地区已经平定，周围少数民族政权也都臣服于我们，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怎么想办法对付他们，而是怎样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。
这是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最早版本。
（宋太宗赵光义）
赵普的这封奏折其实与宋太祖临终前的遗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宋太祖临终前，曾亲口向宋太宗表示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为之防；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为可惧。”宋代两朝统治者都忽视了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走向强大的可能，而是一味将希望寄托在“安内”这一空中楼阁上，到了宋太宗统治晚期，国家愈发步履维艰。
那么蒋介石是怎么想的呢？
其实，当时蒋介石确实面临“内忧外患”，除了担心工农红军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之外，其国民党内部也矛盾丛生、纷争不断、内讧激烈。如1931年，蒋胡矛盾引发宁粤对立，胡汉民派、孙科派、汪精卫派、西山会议派、两广地方实力派（陈济棠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）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，在广州成立“国民***执监委员非常会议”和广州“国民政府”反蒋，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，双方几乎兵戎相见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，宁粤虽然表示要和解，但当年12月，国民党“四大”仍分别在上海、南京、广州各自召开。蒋介石也在内外冲击下于12月15日二次下野，足见内部之混乱不堪。中原大战后，大军阀不存在了，但各地如两广、西南诸省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实力派军阀依然把持一方，国民政府政令不畅，影响十分有限。而对内忧外患两重威胁，对于刚刚诞生的国民党政权，显然外要攘，内也要安。但是孰先孰后呢？
听听蒋介石在1932年6月9日在“五省剿匪会议”上说的这段话：“大家都要明白，我们这次剿匪戡乱，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。如果剿匪不能成功，抗日就没有基础。因为一方面抵御外侮，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，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，……现在我们的困难，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。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。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，使全国团结一致，无论倭寇怎样侵略，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，终久是可以挽救转来的，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，步骤零乱，既要对内打土匪，同时又要对外御外侮，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！恐怕结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。”
1932年12月14日，蒋介石在《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》演说中有一次强调说：“如果内部不能安定，不但不能抵抗外侮，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”，“攘外定要先安内”。1934年7月，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题为《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》的讲演中，蒋介石再次强调：“安内是攘外的*前提和必要的准备工作，现在御侮救国、复兴民族惟一要道，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、安定、统一、集中。”国民政府的“第一责任”是“剿匪来安内”，“第二个责任”是“抗日来攘外”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基于这样的认识，蒋介石提出、推行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方针政策。
其实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实际上也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缺乏信心，惧怕对日作战的一种表现。对日本的侵略野心，蒋介石是很清楚的，但他又认为，中日力量悬殊，对日作战必败。“中国一切不如人”，以“我军现有装备与日本较，等于弓箭与机枪”。“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。不够和现代化国家的军队作战，如果不估时而动，贸然作战，那只有败亡而已。故应“不求急功于一时”“不博一时之虚荣”。
当时，不仅蒋介石，整个国民党及国内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。为什么不抵抗？有许多人说：中国太弱，不能与日本打。”“中国太弱，需要时间养精蓄锐、整军经武，才能抗日。有的甚至还说，中国抗战还太早，如果再过几年中国更强了，抗日可更加成功。”所以，蒋介石不以武力攘日，而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消弭冲突与战争，以便安好内，再求攘外。
正是这种苟且政策，才造成日本人的得寸进尺！进而爆发“七七事变”，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。
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，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愤怒，他们发起南京请愿、“一二·九”运动等爱国运动；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组织了“救国会”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将军在与中共接触后，发动了*的“西安事变”，才迫使蒋介石放弃“剿共”政策，与共产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，真正拉开全国统一抗战的序幕，迈出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一步。
（壹点号《节日研究》出品，齐鲁晚报-齐鲁壹点
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，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。
6月30日，上交所受理了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：永信至诚）的科创板上市申请。公司拟发行1170.78万新股，募资8.48亿元，按此测算每股发行价72.41元。
值得关注度的是，2020年，永信至诚营业额突然大增，最终满足科创板上市要求中“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大于等于20%或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金额大于等于3亿元。”的规定。但随之带来的是成本的急剧增长，增速大于营收增长，毛利率下滑和应收账款等问题。
科创定位存疑
招股书中，永信至诚将自己定义为“新一代技术”领域下新型软件和新兴信息技术服务下属的“网络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行业”。但永信至诚约66%的营业收入却来源于一项名为“网络靶场与人才培养”的产品。
这项产品分为“网络靶场”和“人才培养”两个模块。“网络靶场”，即“一种平行的仿真技术，能够对真实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架构、系统设备等进行模拟，以便更有效的实现与网络安全相关实习。”
而“人才培养”则包含名为“i春秋”的线上实训平台、线下安全培训和网络安全意识教育。此外，永信至诚还兼有部分安全工具类产品（囊括流量监测、数据分析等）及安全管控与蜜罐等产品，但销售情况持续下行。综合来看，永信至诚更像是一家“教育培训”公司。
从招股书呈现的情况来看，2018年至2020年，永信至诚的销售前五大客户几乎全购买了“网咯靶场和人才培养”产品，以2020年为例，概念销售前五大客户中，有四人购入该产品，其中三人进购买了该产品，安全管控与蜜罐似乎被大客户忽略。
据悉，永信至诚的客户多为政府部门，如2020年五大客户中就有公安部十一局、北京一三一八单位、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。2018年、2019年，五大客户中还出现过南京市、贺州市安溪县公安局，以及浙江省、广东省公安局。
这些单位也大多采购“网络靶场与人才培养”产品，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永信至诚更符合一家“网络安全咨询与培训机构”标准，科创定位不明显。
营收大增踩线科创属性
据招股书披露，2018年至2020年，永信至诚的营收分别为1.81亿元、1.63亿元和2.92亿元。可以看到，永信至诚在2019年销售毫无起色甚至同比下滑的情况下，2020年，其营收却大幅同比增长79.14%。
似乎是为了营业收入能增长更快，2020年，永信至诚接了更多的“网络全科技馆项目”。据统计，2020年永信至诚所承接项目共计364项，相较于上年有所提升。其中收入1000万以上金额的项目从0个增至3个，500-1000万项目则从8个降至5个。2020年，收入就贡献了38.64%。
但是，2020年永信至诚的综合毛利率却从上年的66.69%降至56.40%，显著低于该年行业平均水平65.37%。
永信至诚认为，是由于“网络全科技馆项目”涉及更多软件硬件集成业务，而这部分业务系由该公司采购获得，在招股书营业成本项下，2020年外购软件服务支出占总营业成本的比重也相应从上年的37.70%扩大至60.29%，成本增速134.10%，远大于营收增速，成为毛利率下降的主因。
即便该项目毛利率低，永信至诚仍靠着该项目的高营收贡献实现2020年营收大增79.14%，其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7.11%，踩线“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大于等于20%。”的规定。
此外，2018年至2020年，永信至诚销售费用分别为4931.36万元、4989.13万元和5492.12万元，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7.32%、30.59%和18.83%，占比较高。截止到2020年底，永信至诚销售人员人数144人，占总人数的41.98%，接近半数。
销售费用项下，2020年除占比54.25%的销售人员薪酬支出外，其业务招待费成为第二大支出，占销售费用总额的比例从上年13.08%提高至20.95%。
应收账款回款年限长
值得注意的是，2018年至2020年（报告期），永信至诚的应收账款同样很高，其原值分别为1.05亿元、1.20亿元和9997.65万元，分别占营业收入的57.90%、67.32%和34.28%。由于网络安全行业季节性特点，永信至诚的营业收入集中于第四季度，但其体现相较于同行业更为鲜明。
以2020年度为例，永信至诚的前三个季度营收占全年营收比例分别为4.58%、15.18%和13.77%显著低于同行业8.31%、17.91%和22.87%，而永信至诚66.48%的营业收入集中于第四季度。
永信至诚认为，应收账款占比较高，主要是由于公司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，该类客户付款受当地政府财政预算、财政审批周期影响，付款周期较长；此外，业务具有季节性特征，每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占比较大也是导致应收账款较大的原因。
这也将导致，应收账款的回款难度进一步上升，招股书显示，永信至诚2019年、2020年一年内的应收账款比例分别为55.61%、57.54%，有四成以上的应收账款在1年期以上，其报告期回款比例也从71.82%降至61.57%，并进一步降至47.43%，回款难度攀升。
此次募集8.48亿元，永信至诚仍计划投入3.20亿元投入网络靶场与综合验证平台和人才培养项目；此外，1.02亿元用于不受欢迎的安全蜜罐研发项目；1.80亿元投入安全服务平台研发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；1.25亿元用于下一云技术平台研究项目；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
安外必先攘内。
字面意思：安定解决外部势力前先得把内部问题解决、排除掉。
体现在比赛场上，我认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：想要取得好成绩，首先球队内部要团结一致，要没有问题、矛盾的存在。说白了，就是劲儿往一处使。
说到这点就不得不提湖人队了。
虽然被不少球迷戏称为夕阳红球队，但我认为在兼具经验和大部分球员仍有即战力的情况下，球队这战绩怎么看也不能是西部前八开外的存在。
那么说湖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是说始终没有打出预期的表现和战绩，在我看来有这么几点：
首先，就是伤病。
别的先不说，用中产签下来的纳恩自赛季开打后还未有过一次出场记录。此外，像詹姆斯、浓眉、安东尼等核心或发挥不错的球员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伤病出现。
其次，球员态度。
这里咱们以已经离队的小乔丹为例，作为一个内线其场均干扰投篮的次数只有4.2次。也许有人会说小乔丹的出场时间不多，但我想说的是和其出场时间差不多的霍华德有着5.3次。说白了，我认为还是态度问题——不积极。
再者，管理层。
从已经曝出的管理层不愿意多缴*税、不愿意给德罗赞提高三年大合同来说。我认为多少有点不思进取，我的意思是：趁着詹姆斯还处于*尾巴应该全力围绕其打造阵容冲冠，但现在看来管理层有一冠（20年）已经满足了。
单看以上三点，在我看来第一点不是最主要的原因，毕竟那支球队都会有伤病出现，即便是快船伦纳德、乔治双核心缺阵也没见战绩有太大滑坡呀。
至于第二、三点在我看来才是最主要的。
球员态度，说白了就是大部分球员心怀鬼胎，如刚才所说的小乔丹出工不出力，相应的还有贝兹莫尔混日子。更直白的说就是球员没有拧成一股绳，做到劲儿往一处使。
很能对比的一点是，20年在受到伦纳德戏耍后，湖人球员很团结，做到了劲儿往一处使。结果就是，即便球队存在严重不足，但战绩非常好，直至最后问鼎总*。
同理，在受到伦纳德戏耍后管理层也和球队站在了一起。我的意思是：为球队的补强尽心尽力，甚至不惜缴*税。
于是乎，在球员态度、管理层这两点作用下，我认为湖人不很好解决、达成一致的话，就是在针对补强，甚至招募来字母哥都没用，理由在于：
球员拧不成一股绳，在场就是各自为战的存在，那么就很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；再者管理层的不作为，也许容易让球员心寒。事实上，从现有詹姆斯表态有回骑士的可能来说，或多或少已经有些心寒了。
最后，现在的湖人在我看来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安外必先攘内那样，想要解决外部的问题（赢球），那么就需要先把内部（存在的两点问题解决），否则哪怕字母哥来投也没用。
提起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，大家便满是叹息，叹息过后探讨其勤政尚且亡国的原因，无非是薄情寡恩、多疑自重等。可在崇祯年间竟有一位辅臣，从始至终都让朱由检言听计从，即使最后战败而死，朱由检也只是心痛叹息而不忍加以责难，他便是被朱由检视为救国希望的杨嗣昌。
一：一见如故、深受重用
杨嗣昌出身于名门之家，自幼潜心科举，入仕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、南京国子监博士、户部福建司主事、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。天启年间，杨氏父子不与党争也不愿依附魏忠贤，便一同返乡归隐。等到朱由检即位除掉阉党以后，杨氏父子便又被重新起用。但在崇祯四年，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因为安抚流贼失败，按律当斩，杨嗣昌三次泣血上书，表示愿意代父受死。朱由检被其恩义感动，竟然破例放过其父，甚至还慰勉嗣昌尽职任事，这对君臣也自此有了直接的交集。
缘分说来很巧，朱由检自从接触杨嗣昌后，便一直偏袒有加，一路将其提拔升任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，后来又因满清入塞，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，朱由检下旨将正处于丁忧的杨嗣昌提拔为兵部尚书。杨嗣昌也感厚爱之恩，每次上书都尽陈其思，朱由检常称赞他有异才，常叹“用卿恨晚”。“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，问甲兵不知”，朱由检遇到这样一个熟悉政务军事，又一心无私报国的杨嗣昌，怎么能不喜欢。
同时朱由检杀掉魏忠贤后，重新启用东林旧人，但此时的东林党人却是更加党同伐异，朱由检越来越感觉朝政无法掌控。此时却适逢与自己性格观念十分契合的杨嗣昌，他能完述已之所思、解已之所惑同时又从不参与党争，所以朱由检就更加看重杨嗣昌，有意培植其在外廷制衡其他势力。
二：主宰朝政，毁誉参半
国人常以成败论英雄，而杨嗣昌不与党争又不善拉拢臣僚关系，最后兵败而死后，朝官纷纷要求定罪，史书也对其功劳语焉不详，导致后人常将他定位为无能误国之辈。可事实并非如此，透过仅有的史料对其一生的描述，可以看出一个忧国忧民但被用错位置的务实型官员。
杨嗣昌最为人们注目和争议的两件事分别是“四正六隅、十面张网”的围剿策略以及对清议和之举。虽然为两件事，但是二者前后有着极大的因果关系。
崇祯十年三月，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一职。上任之后便提出“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正，四巡抚分剿，而专防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，为六隅，六巡抚分防而协剿，是谓十面之网，而总督、总理二臣随贼所向，专征讨”，以及对明廷未来施政的三点规划来保障剿匪事业的顺利进行。
一、攘内必先安外，主张先对清军求和，保障边疆稳定，设定限期一举剿灭叛军，休养生息、积攒实力后再与清军对决；
一、足食然后足兵，采取因粮、溢地、事例、驿递等四个途径筹措军饷，建议增兵12万，其中步兵74000人，马兵36000人，并增加饷银280万两；
三、保民方能荡寇，下令各州郡县训练兵士守卫本土。
这“四正六隅”计划是杨嗣昌观察农民军屡剿不尽的形势下，为了对付农民军四处流动作战而提出的张网之策。此作战方针下达之后，各省督抚以及将领在杨嗣昌的监督下，围剿农民军一时让朝堂上下看到曙光。
崇祯十一年二月，流窜于湖广一带的张献忠和刘国能走投无路向官军投降。崇祯十一年十一月，李自成落魄到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间。农民军起义彻底陷入低潮，官军剿匪之路已经走到最后一步。这一政策的制定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是十分正确的，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，但是一个较好的作战方针，需要更好的后续措施来保障其顺利执行，现实情况却是三点规划全部落空。
杨嗣昌起初认定熊文灿有雄才，力保其接替王家桢担任五省总理。可熊文灿空负其名，为了按时完成剿匪任务，又采取已经被证实无效的招抚策略，将举全国之力援助的剿匪物资拿来安抚流贼。杨嗣昌随即要求熊文灿斩杀张献忠，可熊文灿私下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的贿赂后竟不肯动手，而朱由检此时也因粮饷问题想加紧结束战事，也就同意招抚。张献忠趁此良机恢复实力，在朝廷抽调官军北上勤王之际，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再次起兵，李自成随即也率军从商洛山中杀出，农民军之势再次燎燃，且愈演愈烈。
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便是对清和议，此举在筹备阶段被朝廷言官得知，引起激烈非议，一时弹劾四起。朝廷官员不顾形势轻重，死死咬住大节不亏，朱由检被逼无奈，只能放弃和议，这一反复行为激起清军的惩罚性入塞攻击，明廷只能将剿匪到最后一步的官军调往京师。清军本想以此逼迫明廷议和，没想到时任兵部尚书卢象升与杨嗣昌、高起潜等配合不周，在巨鹿力战而死，明廷和清军都未曾料到议和之路就此断绝。大明虽留下“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”这样闻名遐迩的名声，可最终的结局仍是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夹击下走向覆亡。
十面之网在洪承畴、孙传庭等调入京师后已成破网，明廷对形势估计失误，贸然派遣洪承畴总领八总兵十多万明军精锐与清军决战，而孙传庭竟因辞官而被下狱三年。农民军趁此良机死灰复燃，大明内外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。而朝堂官员不顾前因后果，仅凭当下形势肆意弹劾杨嗣昌。朱由检虽然处处维护，但其已经无法在朝堂立足。杨嗣昌揣度圣意，多番请旨愿督师平寇，以期立功挽回局势，君臣于崇祯十二年九月六日在平台辞别，杨嗣昌边哭边拜，踏上离京不归之路。
三：兵败身死，性格使然
杨嗣昌到达剿匪指挥部襄阳后，于十月一日召集大誓三军，杨本来口才就好，此时更是激昂四射，士气大增。不久在玛瑙山一战击溃张献忠部众，截获其妻妾和军师多人。但随后张献忠转变策略，流窜于四川、重庆、湖北等地，而此时明朝官军内部却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。
杨嗣昌品行贤良且性情刚烈，刚出仕之时，也正是朝廷党争之风最烈的时候，可他从不结党营私，能够独善其身。但其不知变通，猜忌多疑，御下无术且犹豫反复。杨嗣昌本属于军事理论型人才，又难免有些书生意气，不查询实际情况，调派练兵以规则办事，因此常错失良机。同时不肯相信部属，军令出于一人，千里之外也要等待报告，手下诸将疲于奔命，逐渐对其不满。
杨嗣昌督师出发之时为了拉拢左良玉，奏请封其为“平贼将军”，进驻襄阳后又觉得左良玉性情骄横不易制约，便想拉拢另一猛将贺人龙来制约左良玉，便私下上表将“平贼将军”一职封给贺人龙。当信使出发后又觉这样会激化其与左良玉矛盾，便再次派人追回信使。得罪左良玉在前，许诺贺人龙却失言在后，贺人龙愤而将实情告之左良玉，此后手下几员猛将再也不愿听其调遣。
历经两年剿匪大业除玛瑙山一役，几无奇功，杨嗣昌再也不复出征时的意气激昂。崇祯十四年二月五日，张献忠奇袭行营襄阳，斩杀襄王朱翊铭。杨嗣昌听闻后深知此次罪责重大，剿匪已经彻底失败，意志消沉一病不起，三月初一死于沙市。杨嗣昌死后再无一人能够主持朝政，崇祯中期开创的大好局面再次没落，随后政策上又出现多番失误，形势急剧恶化，大明便再无机会翻身了。
杨嗣昌在朝堂之上制定政策、调度事宜时展现出过人的敏锐力，常能够看到关键问题所在。张献忠投降时料其诈降，竭力要求杀死张献忠或者派其攻击李自成以示忠心，后来又上疏要求洪承畴或孙传庭必留一人压制农民军。但是亲赴川蜀督师作战时却是昏招连连，刚愎自用且不能处理好部属关系，四处奔波而将士疲惫无功。“可谓识治之良才，管、萧之亚匹矣。然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盖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欤！”杨嗣昌有匡世济国之能，朱由检有中兴再造之心，可最终君臣死社稷，其间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。
更多历史解密，
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，读完本文《攘内必先安外》之后，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？想要了解更多攘内必先安外、北京永信至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财经新闻请继续关注本站，是给小编*的鼓励。
